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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之前，辽河口地区出土的瓷器与中原瓷器的差别一目了然，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彰显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至明代，则基本上就仅存制作工艺上或精或粗的差别了，其器型与纹饰等文化元素都已与中原瓷器十分接近，比如明代瓷器的典型青花瓷，业已成为辽河口地区出土明代瓷器的绝对主体。
那时候，边患严重，守边兵士常常误伤从边外返回的汉人，这些汉人都是被女真人或蒙古人掳走的人口，所以明廷又谓之曰“走回人口”，他们被误伤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身着夷服，比如身着“达袄”、头戴“达帽”之类，有的甚至为防身还握有“夷器”，令明军误以为是蒙古人或女真人来袭。由此我们可知辽东边墙在明代，相当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为分界线。
查证史籍，在辽河口地区的边墙外，最早是蒙古人放牧的牧场。
这块得胜碑是得胜村村名的由来，它现在就立在辽东古驿路上的得胜村。传说是唐王征东得胜班师时在此竖立的。本地有个皮影班，就有《得胜碑》这岀演绎唐王征东过蟹桥又得胜凯旋的传奇剧目。
但是后来，经过文物部门根据明代文献考证，此碑立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并不是唐王立的，而是明朝廷为时任辽东总兵董一元“镇武大捷”所立的纪胜碑。
镇武大捷，说的是1594年的万历二十二年十月，蒙古人把兔儿犯边劫掠，欲袭广宁，在古高平驿之镇武堡，辽东总兵董一元亲率大军迎敌，并用计一举斩敌450余众的史实。
由于有明一代，蒙古人的北元小朝廷早早就被明军逼走漠北，一直偏安北方一隅，犯边袭扰一事往往是个别部落或几个部落没有明确政治企图的寻衅滋事，并不足以动摇大明的根本，所以，“镇武大捷”这一历史事件，便没有给辽河口地区打上多么深刻的烙印。倒是女真人的八旗铁骑，几乎是旋风般地踏碎了辽河口地区的明时边关。
这已是到了明代中后期的历史了。随着辽东后金汗国的迅速崛起，蒙古人逐渐败走西部大草原，大明王朝所要面对的，可就是连强悍的蒙古人都要臣服的八旗铁骑了。这一时期，辽河口地区的边防重中加重，屯垦戍边的军民也几乎达到了一个峰值。据考古人员发现，整个辽河口地区这时已形成了85处明代聚落址，以今天的沙岭驿、高平驿为中心，即今天沙岭镇和高升镇地区，向外分散至今天的田庄台、荣兴、二界沟、唐家等众多高岗坨子地上……
虽说，退海之地的辽河口地区虽然人烟不算稠密，但与过去的历史比，中原移民所带来的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已给本地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戍边、屯垦，拖家带口，吃穿住行……以及后来的儒学、书院、社学等等的设立，政府对纲常伦理的同步贯彻与推广……不仅仅影响到了当地人们在生活习俗上发生了剧变，甚至，当地的宗教信仰体系也得到了重塑。考古发现，辽河口地区最早的寺庙出现在辽代，然而明代寺庙的数量却是空前繁盛的，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位置之上。崇兴寺、药王庙、海云寺、真武庙、狐狸庙、驾掌寺……
驾掌寺、真武庙，两座庙宇，皆为道观。驾掌寺，建于三岔河交汇后的古辽河、即今大辽河岸畔的东风镇，成庙时间在明崇祯三年，即1630年；真武庙建造年代则更久，应该成庙于万历年间或更早，是明代守边军民信仰真武大帝，以镇“夷人”之患而修建的。真武庙建在古驿路之上的西平堡城内，即今天的沙岭镇境内，今已无存。今沙岭镇杨氏居民的家谱对真武庙建造的原因有着这样的记载：“沙岭者，古之西平堡……城里有指挥衙门，真武庙一座，明代创修，庙中古牌记有沙岭驿，居海州衙河西，地当衙要，恒受胡夷之患，因创真武庙，以镇之。”而驾掌寺建造的缘由，却是因为发生在真武庙所在的西平堡城内外一场明与后金的大战——西平堡之役。
西平堡之役，发生在1622年正月十八，后金兵在夺取沈阳、辽阳等辽东大小70余城后，向广宁出发，准备进占辽西，正月二十，八旗兵经鞍山、牛庄，踏冰三岔河，直逼西平堡。据《明熹宗实录》记载，西平堡之役，“努（尔哈赤）尽锐攻之，相持两昼夜”，明军“用火器杀贼，积尸与墙平。”守城将领罗一贯以三千人抵御后金兵九万人，最后矢尽援绝，“（罗）一贯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刭。”努尔哈赤攻陷西平堡后，八旗兵尽屠城内军民，并杀八牛以祭纛。此役，明军西平堡守军及三路援军死伤两万余人，后金兵尽殁一万余众。
正其时，辽河下游各商埠码头还停靠着不少商船舟楫，据本地举人于在藻在《重修驾掌寺娘娘庙碑记中》写道：“于时，七莘猿鹤，炮火连天，三岔风涛，愁云压地，舟人坎底，人在围中，蚩龙之雾全迷，周氏之汪将覆。”碑文所记，辽河下游商船及民众，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得以侥幸逃离战乱且享安澜，实系“灵祇默佑”所致，于是，沿岸民众集资建庙以感其德，是为驾掌寺，也称娘娘庙。
西平堡一役后，广宁等辽西各路明朝守军尽皆退往山海关一线，整个辽河流域尽陷后金之手。辽河口地区，在后金与大明的几番较量之下，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便失去了大明边防重地的显要地位，变得无可无不可了。这一时期，由于后金政权在因战乱而十室九空的辽东地区强制推行“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令，遂从辽西大肆掠夺人口畜役，致使辽河口地区几乎饿殍当街、哀鸿遍野。至此，辽宁口文化中盛极一时的卫戍文化，就此殒落了。
但是，做为汉文化的基因——丰富的汉民族文化遗存，还是给今天辽河口地区的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比如上口子高跷，其传承历史虽然不过200年左右，但是，它的演出样式，明显有别于中原的源流，却融入了大量的、辽河口边地文化中独有的尚武元素。这恰恰与明人王英在其《广宁建学碑记》里记述相呼应：“昔时汉胡杂处，人性犷悍，冠裳异制，习俗尚武，争以射猎为生……”辽河口地区历史上曾隶属于广宁府，明人王英所记本地人性犷悍且习俗尚武之风，实乃边地独有之风貌。上口子高跷是由关内人氏兰小二带到上口子来的。初时，上口子高跷大多是排排街，边走边扭而已，俗曰“走街儿”，都是文戏文扭。但由于边地粗犷豪放的民风积年累月的浸淫，上口子高跷在其传承过程中，则加入了边地人喜而好之的武行武作：小飞人、大飞人、孔雀开屏、三节楼、穿毛儿、蝎子爬城、小翻儿等等，无 不成就了上口子高跷剽悍的辽河口地域文化之独特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