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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纷争的时代，在中国的北方，崛起了一个契丹民族，建立起一个契丹王朝，后改国号为辽。辽朝第一代太子耶律倍，在他被篡夺大位后，曾隐居在其属地东契丹国与宜州交界处的医巫闾山之上，并在860多米高的主峰望海峰之颠建了一座望海堂。据辽代史籍记载，站在当年望海峰的望海堂之上，就能望见烟波浩渺的大海。这片大海，被契丹人称为东海，就是我们今天辽河口处的渤海。沧海桑田，如今，望海堂已不复存在……而当我们再次登临医巫闾山颠峰之上那座后来人续建的望海寺东望渤海时，一千多年的悠悠岁月，已使渤海向南退却了百十余里，原来在望海堂上望见的那片大海，已然变成了一片海退河淤之地了……
这片海退河淤之地，现在叫盘锦，平均海拔高度在4米左右，是辽河、大凌河、绕阳河等大小21条河流奔腾入海时冲积成的平原。在21条河流中，古辽河汇纳了辽河、浑河和太子河3条大河之水，水系最广，水势最大，所以在当代中国地理典籍中，就把这片区域统称为辽河口。
辽河口地区具有多水无山少树和苇塘潮沟遍布等地势低洼起伏的地貌特征，由于退海之地的斥卤属性，也使这片土地素以芦苇、碱蓬草为主要植物，而众多大小河流在此纵横交错，冲刷荡涤，域内又形成了为数甚众的高岗地，其称谓也颇多：岗子地、坨子地、沙台地、碛子。这些不同形态的高岗地，其共同特征是均在潮线以上，通常要高出周围地表数米，故而是辽河口地区最早有人类栖居的地方，更是远古文明的主要承载体。
考古发掘证明，辽河口地区最早的文明曙光，是在5000年前出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族源之一——红山人，自辽西红山地区发韧，一路沿大凌河两岸逐水发展而来到辽河口的。
但是，红山文化沿古渤海北缘一路发展到辽河口地区，终被一条更大的河流——古辽河所阻挡，古辽河即今天的大辽河，向东，就在大辽河右岸盘锦地区画上了继续前行的休止符。历史上，以这条大河为界，右岸，称为辽西，左岸，称为辽东。西汉时期，辽东郡在辽河口盘锦境内设置房县治所，其故址在今大洼县清水镇小清村小盐滩遗址。那时，生活繁衍在辽河口高岗地上的先民已达万人左右。魏晋之后，诸史中再无房县记载，据考古专家推测，房县应是在汉末战乱时因人口流失而消亡的。
辽河口地区人烟再度缭绕之时，应在隋唐之际，这在辽河口地区口口相传的民间历史传说中，已有佐证。当地人耳熟能详并津津乐道的历史掌故，大多是唐王征东的各种传说。唐王征东，是指唐朝初具气象时，唐太宗李世民在隋代两帝东征高句丽的基础上，又先后10次用兵高句丽，最后完成东征壮举的那段历史史实。高句丽，是居住在东北地区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扶余人种，最早建国都于辽东地区卒本川上的五女山城。唐王东征的历史故事与传说，在东北地区流传之久、流传之广，都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而在辽河口地区的几个风物传说里，最独具特色的，当属唐王征东过蟹桥的那一则。传说唐朝征东大军兵临三岔关，时值盛秋，冬天未到，一条大河挡住了千军万马的东征之路，战机不可贻误，这可急坏了唐王李世民。忽一日，探马来报，辽河已封冻！原来，河面上所谓的封冻，是由无数当地的著名特产——螃蟹盘结而成的蟹桥，东征大军遂得以东渡，赢得战机。
辽河口地区的螃蟹，学名中华绒螯蟹，其蟹盖状如马蹄印。在元明两代的戏曲和话本小说盛行以来，随辽东古驿路在明朝逐日兴旺，屯垦戍边的军民在古驿路的辽河口北缘，即今高升沙岭一带高岗地繁衍生息下来后，唐王征东的话本小说、尤其是各种戏曲，也在这一带流传开来。当地颇具盛名的中华绒螯蟹，便在这种氛围里，也成了传说本身。时至今日，仍被视为本地区蟹文化的最早典故。
非传说的历史事实是，辽河口三岔河地区清代时行政隶属海城县，以盛产河蟹闻名，尤以冰蟹之肥美而载誉辽沈。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三年的《海城县志》对此有载：“紫蟹，即螃蟹，三岔河多产之。秋季取蟹置簖中养肥，冬季取出，谓之冰蟹。以充鼎食，甚佳。辽沈各地多购以为馈献珍品。簖，古时称柳簿或苇薄，就是以柳枝或芦苇在水中截断螃蟹的去路，这种不影响水流动的墙叫簖，所养之蟹也称为簖蟹，传承至今天，簖已演化成了更结实的网箱，网箱养蟹，在辽河口地区，随处可见，春节前，肥蟹上市，已成当地农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了。
三岔河，辽河与浑河、太子河合流为一，故名三岔。隋唐之际处于辽泽之中。辽泽，泛指下辽河平原的沼泽地区，逢霖雨即泥泞难行，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东北通史》说，“……故唐兵先逾辽泽，而后渡辽水。”《奉天通志》载，“伊古自幽营出辽东，皆取道医巫闾山，自此东行，渡辽河，可分三路。其经过辽泽如左：一由今北镇县东南，经盘蛇驿、高平、沙岭镇，至三岔河渡辽河，以东经牛庄、海城东北，至辽阳……”
此为三路中的南路，也是古时穿越辽河口地区的唯一古驿道。有明一代，辽河口地区在成为中央政权的边防重地后，卫戍文化首先围绕着这条古驿路发展了起来……
辽东古驿路是沿辽东边墙一路逶迤，直抵鸭绿江畔的，是明廷沟通辽东、继而联络朝鲜的重要交通孔道。辽河口地区的高平驿为辽西路之广宁卫所统领，沙岭驿则为辽东路之海州卫所统领，是辽西路与辽东路交汇相续的一个重要节点。有明一代，随着这条古驿路的通达，辽河口地区的人口也兴旺起来，其居址皆以卫戍设施为核心向外辐射。辽河口地区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文化，也是在明代这种卫戍文化情境中，有了第一次的大发展。
在明代之前，辽河口地区出土的瓷器与中原瓷器的差别一目了然，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彰显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至明代，则基本上就仅存制作工艺上或精或粗的差别了，其器型与纹饰等文化元素都已与中原瓷器十分接近，比如明代瓷器的典型青花瓷，业已成为辽河口地区出土明代瓷器的绝对主体。
那时候，边患严重，守边兵士常常误伤从边外返回的汉人，这些汉人都是被女真人或蒙古人掳走的人口，所以明廷又谓之曰“走回人口”，他们被误伤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身着夷服，比如身着“达袄”、头戴“达帽”之类，有的甚至为防身还握有“夷器”，令明军误以为是蒙古人或女真人来袭。由此我们可知辽东边墙在明代，相当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为分界线。
查证史籍，在辽河口地区的边墙外，最早是蒙古人放牧的牧场。
这块得胜碑是得胜村村名的由来，它现在就立在辽东古驿路上的得胜村。传说是唐王征东得胜班师时在此竖立的。本地有个皮影班，就有《得胜碑》这岀演绎唐王征东过蟹桥又得胜凯旋的传奇剧目。
但是后来，经过文物部门根据明代文献考证，此碑立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并不是唐王立的，而是明朝廷为时任辽东总兵董一元“镇武大捷”所立的纪胜碑。
镇武大捷，说的是1594年的万历二十二年十月，蒙古人把兔儿犯边劫掠，欲袭广宁，在古高平驿之镇武堡，辽东总兵董一元亲率大军迎敌，并用计一举斩敌450余众的史实。
由于有明一代，蒙古人的北元小朝廷早早就被明军逼走漠北，一直偏安北方一隅，犯边袭扰一事往往是个别部落或几个部落没有明确政治企图的寻衅滋事，并不足以动摇大明的根本，所以，“镇武大捷”这一历史事件，便没有给辽河口地区打上多么深刻的烙印。倒是女真人的八旗铁骑，几乎是旋风般地踏碎了辽河口地区的明时边关。
这已是到了明代中后期的历史了。随着辽东后金汗国的迅速崛起，蒙古人逐渐败走西部大草原，大明王朝所要面对的，可就是连强悍的蒙古人都要臣服的八旗铁骑了。这一时期，辽河口地区的边防重中加重，屯垦戍边的军民也几乎达到了一个峰值。据考古人员发现，整个辽河口地区这时已形成了85处明代聚落址，以今天的沙岭驿、高平驿为中心，即今天沙岭镇和高升镇地区，向外分散至今天的田庄台、荣兴、二界沟、唐家等众多高岗坨子地上……
虽说，退海之地的辽河口地区虽然人烟不算稠密，但与过去的历史比，中原移民所带来的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已给本地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戍边、屯垦，拖家带口，吃穿住行……以及后来的儒学、书院、社学等等的设立，政府对纲常伦理的同步贯彻与推广……不仅仅影响到了当地人们在生活习俗上发生了剧变，甚至，当地的宗教信仰体系也得到了重塑。考古发现，辽河口地区最早的寺庙出现在辽代，然而明代寺庙的数量却是空前繁盛的，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位置之上。崇兴寺、药王庙、海云寺、真武庙、狐狸庙、驾掌寺……
驾掌寺、真武庙，两座庙宇，皆为道观。驾掌寺，建于三岔河交汇后的古辽河、即今大辽河岸畔的东风镇，成庙时间在明崇祯三年，即1630年；真武庙建造年代则更久，应该成庙于万历年间或更早，是明代守边军民信仰真武大帝，以镇“夷人”之患而修建的。真武庙建在古驿路之上的西平堡城内，即今天的沙岭镇境内，今已无存。今沙岭镇杨氏居民的家谱对真武庙建造的原因有着这样的记载：“沙岭者，古之西平堡……城里有指挥衙门，真武庙一座，明代创修，庙中古牌记有沙岭驿，居海州衙河西，地当衙要，恒受胡夷之患，因创真武庙，以镇之。”而驾掌寺建造的缘由，却是因为发生在真武庙所在的西平堡城内外一场明与后金的大战——西平堡之役。
西平堡之役，发生在1622年正月十八，后金兵在夺取沈阳、辽阳等辽东大小70余城后，向广宁出发，准备进占辽西，正月二十，八旗兵经鞍山、牛庄，踏冰三岔河，直逼西平堡。据《明熹宗实录》记载，西平堡之役，“努（尔哈赤）尽锐攻之，相持两昼夜”，明军“用火器杀贼，积尸与墙平。”守城将领罗一贯以三千人抵御后金兵九万人，最后矢尽援绝，“（罗）一贯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刭。”努尔哈赤攻陷西平堡后，八旗兵尽屠城内军民，并杀八牛以祭纛。此役，明军西平堡守军及三路援军死伤两万余人，后金兵尽殁一万余众。
正其时，辽河下游各商埠码头还停靠着不少商船舟楫，据本地举人于在藻在《重修驾掌寺娘娘庙碑记中》写道：“于时，七莘猿鹤，炮火连天，三岔风涛，愁云压地，舟人坎底，人在围中，蚩龙之雾全迷，周氏之汪将覆。”碑文所记，辽河下游商船及民众，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得以侥幸逃离战乱且享安澜，实系“灵祇默佑”所致，于是，沿岸民众集资建庙以感其德，是为驾掌寺，也称娘娘庙。
西平堡一役后，广宁等辽西各路明朝守军尽皆退往山海关一线，整个辽河流域尽陷后金之手。辽河口地区，在后金与大明的几番较量之下，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便失去了大明边防重地的显要地位，变得无可无不可了。这一时期，由于后金政权在因战乱而十室九空的辽东地区强制推行“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令，遂从辽西大肆掠夺人口畜役，致使辽河口地区几乎饿殍当街、哀鸿遍野。至此，辽宁口文化中盛极一时的卫戍文化，就此殒落了。
但是，做为汉文化的基因——丰富的汉民族文化遗存，还是给今天辽河口地区的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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