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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西南部，山势陡峻，沟壑幽深。因山顶有古老山寨，形似乌龟，历史上又称之为“龟寨山”。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齐鲁交界之地，公元前500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夹谷会盟”就发生在这座山中的“夹谷峪”。千百年过去，历史的硝烟散尽，圣人踪迹湮灭，这座历史文化名山一度归于沉寂。直到夹谷会盟2400年以后，在云台山山阴的一处山洞里，发生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云台山再一次被载入史册。
这个隐匿于峭壁之上的山洞，名为“和尚洞”，1932年秋天，中共莱芜县委在和尚洞宣告成立。这次会议推选出了中共莱芜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刘仲莹。
鹁鸽楼村，位于云台山脚下。站在村口，往南抬眼一望，云台山如一道屏障，巍然屹立。1911年农历二月二十六，刘仲莹就出生在鹁鸽楼村一个殷实之家。
刘仲莹，原名刘盛玉，曾化名范明生、李济安。他的父亲刘永仁，是个颇有正义感的生意人。刘永仁早年离家，在当时的鲁西镇当学徒，逐渐发迹，后移徙商业重镇口镇，经营盐店和钱庄，商号“丰裕”。随后，刘永仁又在老家鹁鸽楼村置地四十余亩，日子红火，堪称富有。
与当时一些追本逐利的商人所不同的是，刘永仁一生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曾被推举为口镇博济寨寨主,在当时的莱芜县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父亲的品行，对刘仲莹影响很大。
1917年，刘仲莹六岁，到了上学的年纪。从小聪颖的他深得父亲喜爱。为了让刘仲莹得到更良好的教育，刘永仁决定举家从鹁鸽楼村迁往口镇。
1923年，12岁的刘仲莹高小毕业，与比他年长3岁的哥哥一同报考莱芜县立中学，结果兄长落榜，刘仲莹则名列榜首。家人念他年幼，恐生活难以自理，即与学校打好招呼，暂不赴学就读。
然而让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刚刚新婚不久的哥哥突发恶疾，猝然离世。刘家就只剩了刘仲莹这一根独苗。悲痛之余，父亲刘永仁便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刘仲莹一个人身上，期冀他放弃学业，子承父业。为此，父子俩没少发生激烈的冲突。
父亲刘永仁逐渐表现出对这个独子的担忧，他希望把刘仲莹留在身边，将他培养成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但是刘仲莹却对父亲说:“做生意只能救咱一个家，有文化才能救天下”。无奈之下，刘永仁只好把他关在店铺当学徒。刘仲莹却瞅准机会从口镇逃回了老家鹁鸽楼，以示对父亲的抗议。刘永仁看他求学之心已决，只得答应。
1925年秋天，在辍学一年半之后，14岁的刘仲莹跨进了莱芜县立中学的大门。前方，一道信仰之光吸引着他，让他再也没有回头。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兴师北伐，从南方传来的捷报和省城济南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激起了莱芜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热烈响应。莱芜早期的共产党员王其人当时还在县石印厂当学徒，他回忆道，学生纷纷集会，散发传单，而传单当时就在石印厂书写印刷，异常繁忙，其中往来最频繁、热情最高涨的是县立中学的一名学生，王其人记住了他的名字——刘仲莹。
不久，刘仲莹和他的同学徐干晨、毕指南，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带领同学走出校门，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革命活动，宣传“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思想，刘仲莹一时成了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配乐：《北伐之歌》）。此时的刘仲莹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家庭变故正在悄然向他袭来。
1927年的山东莱芜，为防匪抗匪，各地纷纷修建圩寨，武装自卫。刘仲莹的父亲刘永仁，身为口镇寨主，在制作火药时不慎引爆，被炸身亡。刘家家境由此急转直下。这一年，刘仲莹16岁。
算命先生的话不幸一语成谶。1928年秋，刘仲莹从县立中学毕业后，并没有回到口镇。家庭的变故、急需打理的家族生意丝毫没有牵绊住刘仲莹的脚步。他的追求从来就不在家庭利益的得失，而是救国救民的真理。
此时的刘仲莹，已经不是那个刚踏入县立中学校门的文弱书生。三年进步思想的探索和学生运动的洗礼，让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革命青年。
1929年春天，18岁的刘仲莹被推举到县农会工作。在这里，他与曾在县石印厂当工人的王其人再次相遇，并成为同事。从学校踏入现实社会，让刘仲莹近距离目睹了国民党新军阀卖国求荣的真实面目，真切感受到中国正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的危险。他的理想和热情被冰冷的现实一天天冷却。刘仲莹终日忧国忧民，闷闷不乐，一个踔（读音：chuo一声）厉风发、慷慨激昂的热血青年，一度变得抑郁消沉。
中国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周围的环境已经让刘仲莹无法找到答案。1929年秋，刘仲莹毅然离开县农会，怀着求索革命真理的热切愿望，考取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成为省立高中的第一届学生。和他同一天踏入省立高中校门的，还有后来成为学问大家的季羡林。
就在刘仲莹入学五个月后，一艘轮船从上海黄浦江码头驶出。经过两天的颠簸，于1930年2月22日抵达青岛港。作家胡也频与董每戡走下轮船，又转乘火车直奔济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应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长张默生之邀，执教省立高中。
胡也频踏进校园的时候，冰雪尚未消融，迎春花却已绽放。他在教务主任田定庵的陪伴下走进教室。刘仲莹和他的老师胡也频，就这样第一次见面了。
“胡老师穿一身陈旧西服，身材不高，却健壮结实。他的行动灵活有力，神态和蔼可亲，他走进教室，上讲台，都是跳跃式的。他虽是福建省人，北方话却说得十分清晰易懂。他讲课有条有理，声音宏亮，带有鼓动性。他讲的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大家感到很新鲜。他知识渊博，观点新颖，第一堂课就给同学们一个极好的印象。”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刘仲莹第一次见到胡也频时的情景，但是透过他的同学冯毅之的回忆，我们仍能感受到胡也频的到来对这些青年学生的内心触动。
一个月后，从上海追随而来的丁玲，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丈夫有多么忙碌：“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学生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整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
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胡也频，利用其文科主任的身份，短短时间便在校内掀起了一股学习无产阶级文艺的热潮。
从鲁中一个小县城走出的刘仲莹，成了胡也频狂热的追随者之一。在胡也频的帮助指导下，他广泛阅读了《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认识到了马列主义才是改造旧世界的革命真理，初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伟大理想。
这期间刘仲莹曾给王其人写信，兴奋地说：“我终于找到了当今的韩荆州!”
由胡也频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学热潮席卷省立高中，并波及济南的各所学校，这引起了当权者的惊慌。1930年5月，胡也频在“五三”国耻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再加上他平时宣传革命文学，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有通共嫌疑，企图将其逮捕，胡也频因此被迫离校返回上海。在胡也频动身之际，刘仲莹提出要跟随老师一起走。此时，距离刘仲莹高中毕业只剩一个学期。
刘仲莹到达上海后，起初在复旦大学当旁听生。1930年底，由胡也频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刘仲莹放弃了学业，被分配到闸北做党的地下工作。让刘仲莹意想不到的是，此后不久，1931年1月17日，他的老师、入党介绍人胡也频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于2月7日被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同时遇难的还有“左联”会员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史称“左联五烈士”。
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形势更加复杂。党组织随即派刘仲莹返回莱芜，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再次踏上莱芜的土地，刘仲莹已经完成了从一个进步青年到革命者的嬗变。这一年，刘仲莹整整二十岁。
这是一套现存于鹁鸽楼村的《莱芜刘氏族谱》，这套族谱编纂于民国21年，也就是1932年。在族谱的谱序中赫然出现了“刘盛玉”这个名字，这是早年刘仲莹的曾用名。刘仲莹英年早逝，一生留下的手迹和实物并不多。这篇《莱芜刘氏族谱》谱序，是刘仲莹目前尚存的手迹之一。从谱序中可以看出，鹁鸽楼刘氏家族于1932年重修的《莱芜刘氏族谱》，是由刘仲莹全面负责完成的。
“先考在世时，虽有意续修，但因人事的繁忙，未果。今年夏天，族兄盛谟（读音：mo二声）盛占提议增修，閤（读音：he二声）族统都赞成。因我辍学在家，就把这重责任加诸我身。”
1931年初春，刘仲莹从上海终止学业返回莱芜。在口镇逗留了几日后，就匆匆返回了老家鹁鸽楼村，这时，一件宗族大事正等待着他。在当时乡亲眼里，刘仲莹是受过高等教育、见过世面的大学生；而在刘氏同族眼中，刘仲莹更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与骄傲。从六岁那年跟随父亲搬到口镇后，十四年来刘仲莹很少回到老家，家族事务更是鲜少过问。但是，这次回家当阖族提议让他总领重修家谱一事，他并未推辞，而是一口应允下来。
在表面热心族中事务的背后，刘仲莹其实有自己更深一层的谋划与打算。在莱芜早期共产党员王其人的回忆录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刘仲莹每次放假回家，都很关心莱芜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并以修刘氏家谱为名，四处串联，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与父亲刘永仁不苟言笑所不同的是，求学归来的刘仲莹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和随和。他善于交谈，敏于交际，无论家中穷富，抑或男女老幼，刘仲莹都主动与其攀谈。很快，刘仲莹走到哪，身边总能聚拢起一群人。刘仲莹的母亲逢人便说，那个被算命先生称作“脱缰的野马”终于回来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对中国命运的深刻思考，让那些有着共同信仰的青年人，纷纷聚集在刘仲莹的身边，视他为同道者和引路人。
“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晚上，刘仲莹和韩玉超召集我开会。在这个会上，举行了我的入党宣誓仪式，我还记得誓词大体是这样的: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这样，我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世纪仲华》）
这是莱芜早期共产党员黄仲华回忆九十年前刘仲莹介绍自己入党时的情景。
1931年秋，刘仲莹相继发展口镇韩玉超，本村的黄仲华、窦秉坤，牛泉南三官庙的毕指南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中国共产党在莱芜县的第一个地下党小组成立。刘仲莹担任党小组的第一任组长。不久，为了在全县开展建党工作，刘仲莹与济南市委书记胡萍舟和泰安特支书记鲁宝瑛取得联系，酝酿成立莱芜新的党组织。
“一九三一年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刘仲莹、韩玉超、窦秉坤和我四个党员，聚集在鹁鸽楼村村南石沟子，一处堰根下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莱芜县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刘仲莹任特支书记。”（——《世纪仲华》）
中国共产党莱芜县特别支部成立以后，对以后工作的开展，几个支部成员做了具体分工：韩玉超负责口镇，黄仲华负责鹁鸽楼，窦秉坤负责莱芜师范讲习所，刘仲莹则负责在全县开展建党工作。从此，莱芜地区革命形势开始好转，莱芜党组织开始走向复兴。到1932年秋，中共莱芜特支已在莱芜各地建立十余个基层党支部，全县已发展党员70多名，发展势头迅猛。而这一年，最让刘仲莹感到惊喜的，是鹿省（xing）三、王培汉、刘伯戈三位莱芜籍骨干党员从外地归来。他们的回归，进一步充实了莱芜党组织的领导力量，疏通了莱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渠道，为莱芜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此时，成立中共莱芜县委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里是云台山山阴的一道深谷，当地人称之为“东大峪”。1932年深秋的一天，时值中午，山峪中一片寂静。在通往东大峪的山路旁有一位妇女专心做着针线活，在她身后哨门的高处，一个少年正机警地望着山下。一切是那么安静，一切又是那么不同寻常。
此时，在山峪尽头的一个山洞里，一场重要的会议正在秘密召开。
幽深昏暗的和尚洞深处，一盏油灯映红了几个人的脸庞。他们是：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窦秉坤、毕指南等13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在这次会议上，化名老张的省委特派员传达了省委决定：中共莱芜县委宣告成立。会议选举刘仲莹为县委书记，黄仲华任组织委员，毕指南任宣传委员。中共莱芜县委的建立，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莱芜党组织重新崛起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莱芜有了新的统一领导核心。这一年，刘仲莹21岁，黄仲华18岁，毕指南25岁。这个平均年龄23岁的新生的党组织，充满着朝气与活力。当这群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走出幽深的山洞时，刘仲莹极目远眺，天朗气清，万里澄廓。此时，他的耳边想起革命先驱李大钊的那句话：“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中共莱芜县委成立后，在积极发展各级党组织的同时，刘仲莹又建立了一系列的群团和社会组织，将共产主义思想播撒到各行各业，社会各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我党周围，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同盟军。此时，刘仲莹审时度势，一个大胆的计划正在他的头脑中酝酿。
矿（gong三声）山，位于莱城以北，是一座道教文化名山。在矿山山巅，耸立着具有四百年历史的文昌阁。八十八年前，1933年2月，在这座阁楼上，召开了中共莱芜县委扩大会议，这是继莱芜县委在和尚洞成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由县委书记刘仲莹主持，决定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中上层进步人士，开展对黑暗官府和贪官污吏的斗争，矛头直指当时的国民党县财政局局长毕华侨。
在反对毕华侨的斗争中，中共莱芜县委决定由孙启明、毕指南、王其人、吴卓先等人以国民党县农会会员的合法身份，直接参与这一斗争的组织发动工作，并制定了详细的斗争实施方案。时任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迫于群众压力，不得不将毕华侨押解军法处查办，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反对毕华侨的斗争，是中共莱芜县委成立后扩大斗争面的大胆尝试。在斗争中，刘仲莹亲自组织和指挥，显示了我党的战斗力，鼓舞了群众斗志。
随着党的力量发展和壮大，1933年春夏之交，刘仲莹着手建立了党的四个分区委。以鹁鸽楼、牛泉、西上庄等村为中心，成立第一分区委，由黄仲华兼书记；以城区和城南为中心，成立第二分区委，由刘伯戈兼书记；以鲁西镇为中心，成立第三分区委，由毕指南兼书记；以口镇为中心，成立第四分区委，由韩玉超任书记。
短短两年时间，中共莱芜党组织由最初以鹁鸽楼、口镇为中心，向外辐射，逐渐由点到面，由面连成片，以星火燎原之势，掀起的一股红色浪潮席卷整个莱芜。
1933年，就在莱芜党组织蓬勃发展之时，一场危机骤然降临。这场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
国民党捕共队的魔爪从济南伸向全省各地。短短时间，全省遭到逮捕、监禁以及屠杀的共产党员就达300多人。
1933年七月中旬，国民党捕共队直扑莱芜西部山区鹁鸽楼村。
这天上午，刘仲莹、窦秉坤、黄仲华正在鹁鸽楼小学听取城南蜂崖村党员亓怀忠汇报工作,国民党县党部工友马润田突然骑自行车出现在鹁鸽楼小学，声称是来通知县放足委员会的王兰芬、王兰惠回县城开会。马润田的出现，引起了刘仲莹的怀疑，他和几名共产党员还没来得及转移，国民党捕共队就已经闯了进来。敌人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并不认识刘仲莹等人。刘仲莹沉着应对，带领几名共产党员机智脱险。
国民党捕共队在鹁鸽楼扑空以后，加强了对鹁鸽楼村和县农会的监视，造成了党的活动不便、耳目不灵的不利态势。就在这时,又传来了泰安中心县委遭到破坏的消息,中共莱芜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彻底失去联系。局势一时风声鹤唳,莱芜党组织面临的形势急转直下。
鲁西，莱芜西部重镇。每逢农历四、九，是鲁西大集。具有三百年历史的青龙街，商业一片繁荣。八十七年前，1934年2月的一天，也恰逢鲁西大集，人来人往的青龙街上，一家店铺在鞭炮声中开业。店铺匾额上书“文成书局”四个大字。
书局的掌柜是一个叫王其人的年轻人，店内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伙计，叫曹春耕。两人并不是简单的生意人，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间店铺就是中共莱芜县委刚刚设立的秘密联络点。
光顾店铺的有许多特殊“顾客”，有的选买了书刊带着就走，然而他们并不关注书籍的内容，而是留意书里夹带的纸条；也有的讨价还价,在争执中彼此传递信息；还有的见面戏谑打闹，在谈笑间沟通着上下党组织的情况。
逢集开门营业，平时背上褡子串学。在革命形势徘徊于低潮的艰难时刻，文成书局成为安插在敌人眼皮底下的一枚棋子，打破了鹁鸽楼和县农会等秘密联络点暴露之后一度形成的联络僵局。但是此刻，作为县委书记的刘仲莹，内心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自1933年7月山东省委和泰安中心县委遭到破坏后，莱芜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已达半年之久，刘仲莹心急如焚。
1934年3月16日，通过文成书局秘密联络，刘仲莹、鹿省三、毕指南等人在汶河沙滩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有名的汶河滩会议。这次会议只有一个中心议题：找党。会议决定，刘仲莹和县委委员鹿省三分别南下上海和北上北平，千里寻党。
汶河滩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刘仲莹回了一趟口镇。莱芜北部重镇口镇，是刘仲莹一家发迹的地方。刘仲莹的父亲刘永仁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开盐店、办钱庄，买宅置地，积累了丰厚的家业。但是自从刘永仁去世以后，刘仲莹忙于革命，店铺无人打理，早已歇业。一年前，1933年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革命，为了打击敌人、开展斗争，刘仲莹变卖了口镇的店铺，秘密购买一批枪支，筹建武装小组。这次回到口镇，他同样是因为活动经费不足，为南下寻找党组织筹集钱款而来。可是此时，口镇已经没有多少可供他变卖的产业，刘仲莹只能忍痛卖掉了最后所剩的一座四合院，那是他一家老小在口镇的家。
正当刘仲莹为筹集南下寻党的钱款变卖最后一处家产之时，县委委员鹿省三也在为北上找党筹措路费而与父亲发生了冲突。这座雕塑就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前面牵着骡子的青年就是鹿省三，后面拽着骡子尾巴的是他的父亲。当时，动身去北平之前，鹿省三向他的父亲要钱，被父亲拒绝，他就牵走了家中的一匹骡子，打算到鲁西集卖掉。父亲无奈，只好带上20块大洋，追到鲁西河口，才把骡子换了回来。这年秋天，鹿省三到达北平，他在同学、同乡的帮助下，以电车工人的身份作掩护，四处寻找党的组织。与此同时，1934年8月，南下寻党的刘仲莹也抵达上海。
此时，正在北平找党的鹿省三，通过原正谊中学教师赵图南，找到了党的关系，并在北平动员一批进步学生，准备南下上海辗转到苏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行动失败。而这时，鹿省三已身无分文，又举目无亲，只好沿街乞讨。回家没钱买车票，他就徒步行走，鞋子磨破了，就打赤脚，一步一个血印，历尽磨难才回到莱芜。
不久，刘仲莹也从上海辗转回到济南，却在济南省立图书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关押二十多天后，由我党同情者、国民党莱芜县党部常委尚立斋保释出狱，才得以回到莱芜。
1935年10月，代理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刘伯戈，伙同县委委员周茂森到济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自首叛变，出卖了莱芜党组织。他们随即与大叛徒宋鸣时组成捕共队，到莱芜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其首要目标便是刘仲莹。农历十月初二的晚上，叛徒刘伯戈亲自带领捕共队直奔鹁鸽楼村。这时，刘仲莹正在自家大院的东厢房和几名同志研究工作。
当刘伯戈带领的捕共队气势汹汹地闯进鹁鸽楼村时，几声狗叫引起了担任警戒的共产党员张美玲的警惕，她迅速拍了几下东厢房的房门。刘仲莹听到暗号，即刻指挥其他同志翻窗越院，分散隐蔽，自己则借着黑色的夜幕，消失在茫茫云台山深处。
扑了空的敌人恼羞成怒，他们对刘仲莹的家人进行了凶残的报复。
从那以后，刘仲莹年轻的妻子精神恍惚，不敢见人，常年卧床，直到病逝再也没有下过床。
这个山洞，名为“狼毛子洞”。洞穴周围树木茂密，人迹罕至。1935年10月的那个晚上，刘仲莹摆脱叛徒刘伯戈的抓捕后，就逃进了云台山这个山洞里。敌人的严密封锁，使刘仲莹和山下彻底失去了联系，在狼毛子洞中被困七天七夜。
刘伯戈带领的捕共队撤退后，党员张永泉以放羊为掩护，进山给刘仲莹送饭，却未寻到他的踪迹，只是在狼毛子洞洞口发现了一些野菜根。此时，刘仲莹已经转移他处。
革命困难时，刘仲莹毁家纾难，变卖家产支持革命。当革命陷入低潮时，他行走于刀锋而临危不惧，献身革命。刘仲莹用无私无畏的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领导者的高尚品格。
1935年12月的一天，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傍晚，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悄悄叩响了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家的大门。此时，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人已经骑着自行车走了两百里山路。他是从省城济南昼夜赶来。此人就是时任济南市委书记的赵健民。
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此时，距离刘仲莹和赵建民的第一次相见，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
1934年四月，刘仲莹南下上海寻党，途径济南，经由刘莱夫介绍，专程拜访了时任省立第一乡师党支部书记的赵健民，两人一见如故，各自介绍了党组织的发展情况。让赵健民感到振奋的是，自1933年7月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革命后，在山东各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之际，莱芜的党组织却逆势而起，成为全省革命斗争最活跃的地区。
初次会面，刘仲莹的无私坦荡和莱芜党组织的蓬勃发展，让赵健民印象深刻。
1934年5月，济南市委成立，由赵健民任市委书记。
到1935年秋，全省各地党的组织和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在全省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已是迫在眉睫。
1935年11月，作为济南市委书记的赵健民，星夜兼程两百里突访刘仲莹，是肩负重大使命而来。
一连十几天，刘仲莹家大门紧闭。在这栋青砖小楼里，时任中共莱芜县委书记的刘仲莹与赵健民、黄仲华三人彻夜长谈。此时，小楼之外还没有人知道，在经历了长达两年零五个月的生存“真空”后，党的省级最高组织领导机构——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在莱芜鹁鸽楼村这座四合院秘密诞生。
会议推选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于一川、陈太平为委员。省工委代行省委职责，开展工作。
山东省工委成立后，加快了外出寻找党组织的步伐。1935年12月，赵健民在河南濮县与中央北方局代表黎玉接上了组织关系。随后，黎玉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了山东的情况，刘少奇充分肯定了山东省工委的工作。
1936年5月1日，在山东省工委的基础上，中共山东省委重新成立。由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至此，山东省工委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1936年秋，根据省委指示，刘仲莹以党的专职巡视员身份，赴鲁西北工作，他欣然从命，化名李济安、范明生。1937年夏，中共鲁西北特委成立，刘仲莹任特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跑遍鲁西北各县，联络党员，建立党组织，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呼号。然而，由于长时间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刘仲莹过早地透支了自己的健康，罹患肝病。他的生命之火，在一点一点燃尽。
1937年8月底，刘仲莹病情日渐恶化，党组织把他送回老家鹁鸽楼村休养治疗。9月底，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到莱芜，卧病在床的刘仲莹异常激动，慨然写下：“中华不可侮，金瓯缺定补”。这时，刘仲莹知道，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他坚持要回到鲁西北。
“祖母、伯母二位老太太福安：敬禀者（侄）于前数日使人送去一函，禀告我盛玉哥因得水膨之病，即刻送入齐鲁医院……”
这是一封迟到的家书，是刘仲莹在鲁西北的战友冯子华写给刘仲莹母亲和妻子的，信中记述了刘仲莹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返回鲁西北后，刘仲莹的病情急剧恶化，党组织派冯子华陪他到济南齐鲁医院治疗，但此时，已回天无力。
1938年3月28日，农历二月二十七，刘仲莹终赍（ji一声）志以逝。这一天，距离他的出生日，1911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整整27岁零一天。从此，这栋青砖小楼里，只剩下他的母亲、寡嫂、妻子和他四岁的孩子。
纵观刘仲莹的一生，是短暂而壮烈的。他从一个文弱书生到坚定的革命者，从一个富家子弟到家徒四壁，他倾尽所有，献身于他所忠诚的信仰。在他身后，抛下一个一贫如洗、支离破碎的家，却创建了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这支队伍浩浩荡荡，一路从抗日战场走向解放战争，迎来一个红旗飘扬的世界。
